随后，媒体披露，“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是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在十年前捐资建造的，其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除了刘汉希望小学，该建筑商还在绵阳承建了4所学校，这四所学校和刘汉希望小学一样，都经受住了8级地震的严峻考验，完好无损。媒体挖掘出了相关细节：“十年前的某一天，×先生在监理工程中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他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是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最牛希望小学”不仅是爱心的丰碑，也是施工企业视质量如生命的典范。

　　在这次地震灾难中，学校是重灾区，通常，人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校舍的结构问题导致的，按照这种说法，面对如此严重的地震，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最牛希望小学”屹立不倒的现实，使这种说法显得非常苍白。如果高度重视建筑质量，即便是在像汶川这种量级的地震中，也是能够挺住的。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相应的房屋抗震标准，唐山大地震及其后几经修改，现行的有2001年发布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但据工程抗震专家、中国科学院周锡元院士介绍，有的建筑没有依照标准实行，设计不当，抗震性能差。建筑按照标准设计了，还需要严格地进行施工建设，否则抗震能力就会打折扣。

　　一般情况下，抗震标准每增加一度，成本普遍增加5%-10%，但是，与生命相比，这种成本的提高是完全值得的。“最牛希望小学”483名小学生以及教职工安全无恙，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学校是学生们的聚集地，许多国家对校舍建设的质量要求远高于普通住宅。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灾难发生时，许多人到学校避难。这种场景在美国、日本等国是十分常见的。

　　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对现有的校舍进行全面检测，凡是达不到抗震标准，质量上存在严重缺陷的校舍，应该及时加固或推倒重建。同时，应以严格的标准建设校舍，加大投入，全面提高校舍建筑质量，使学校成为诸如地震、水灾这样的灾难中的生命庇护所。

　　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建筑材料，建造抗震性能良好的校舍，是完全可行的，并且，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这种抗震性能良好的校舍，其成本比传统的校舍可能还要低。据5月20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经过逾百名志愿者及工程技术人员6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本次汶川地震援建的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落成，这也是全国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这座新落成的抗震希望小学，校舍由新型轻型板材搭建而成，共有9间教室和1间教师办公室，总面积大约在1100平方米，具有良好的抗震、防火、防水性能。

　　这说明，我国在防震建筑的研究方面，已经处在比较领先的阶段，关键在于尽快推广。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频繁的国家，防震学校的建设和推广，将为学生的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当然，笔者希望这些学校都能像“最牛希望小学”那样，严抓质量关系，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以过硬的质量构筑起孩子们最安全的保障。我们期待每一个学校都是“最牛”的。

　　上市公司“不务正业”的情况由来已久，在股市回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去年的季度报表中，许多上市公司的业绩不是靠主营业务，而是靠打新、靠炒股来支撑的，主营业务收益被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就连一些公认的好公司，也按捺不住，把炒股当成主营业务。投资者不禁要问，如果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风险的炒股而疏于主业，不把资金投入到新产品开发和开拓市场方面，这种不务正业之举，是否有悖广大投资者的意愿？

　　企业是因为其正业而不是因为它擅长炒股才上市的，不然的话，上市的应该是基金公司而不是它们。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是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渠道，使其得到发展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通过资本市场培育出中国的微软、苹果等知名公司——这些公司无一不是通过主业的发展迅速成长起来的。如果上市公司不务正业，而热衷于做自己不擅长的股票炒作，那么，这类公司就没有在资本市场存在的必要，它们应该退市，或者改换主营业务，成为一个基金公司。

　　现在，由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广泛运用，使得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比过去更关注股票价格的波动，由此，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试图通过炒股带来的巨大收益推高自身股价，增加高管人员所持股票期权的价值。这种近乎赌博的心态，使得上市公司在炒股中满仓进、满仓出，完全无视风险的存在。于是，在去年的股市上涨中，投资收益成了某些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助推器，甚至仅靠炒股就能“扭亏为盈”，而在今年，炒股则成为不少公司的梦魇。

　　上市公司炒股的荒谬之处在于，如果上市公司炒股盈利，高管们可以成倍地提高自己的奖金标准，给自己丰厚的奖励；如果炒股失败，投资亏损则由投资者承担，在目前的机制下，其高薪并不受多少影响。因此，面对这种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的买卖，上市公司高管热衷于炒股，导致一些上市公司的资产从实物资产向虚拟资产转化，从而大大加剧公司的经营风险，而所有的风险都由投资者承担。

　　上市公司如此不务正业对股市本身也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助长股市泡沫。当股市处于上升轨道中的时候，许多积极参与炒股、打新的上市公司获利丰厚，这种处于虚拟状态的收益会强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收益的增长预期，推动股价以更快的速度上涨，有的股价甚至在短时间内就翻倍，形成虚假繁荣，并不断累积泡沫。而大量公司互相交叉持股的现象，又会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格局，一家上市公司股价大涨带动很多家公司盈利，从而形成股市泡沫。这种泡沫是难以长久的。一旦股市下跌，相关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会迅速缩水，加大投资者对未来风险可能增大的担忧，从而，导致股市的暴跌。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股市在步入下跌轨道后，下跌速度越到后期反而越快的根本原因。

　　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我们这个市场中股民的投资偏好有很大关系。由于资本市场的投机氛围浓厚，许多投资者入市的时候制定的目标就不是获取红利而是赚取买卖差价，这种投资偏好促使上市公司主动迎合，通过编故事、制造题材推动股价的上涨，在实行股权激励以后，上市公司这样做的动力更为强劲。

　　因此，在去年的大牛市中，就连一些口碑非常好的知名上市公司，也禁不起诱惑，冲进资本市场炒股。如南方某上市公司，是全国电光源行业中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创汇最高、效益最佳的外向型企业，一直经营稳健，资金充裕，上市至今，分红总额已远超其融资额，被誉为“现金奶牛”。但是，今年4月15日，这家一向受人尊敬的公司发布公告称：受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一季度短期股票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出现亏损，初步测算合计约为-10184万元，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亏损约7500万元。

　　为何一个最具成长性的企业，会沦落至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经过这轮深度大跌，那些在炒股中陷得比较深的上市公司，切身感受到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上市公司不务正业的时候，有的上市公司则快刀斩乱麻，主动放弃自己不擅长的投资，而把精力放到正业中去。如去年9月4日，九芝堂宣布将手中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九芝堂从此笔转让中获得投资收益1000万元，收回投资成本1亿元。公司将1亿元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事后的发展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九芝堂因此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为做主营业务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在这波深度调整中，其股价相对而言调整幅度是很小的，这也说明，九芝堂一心做好主营业务的态度，赢得了投资者的肯定。

　　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不仅有违资本市场发展的初衷，有违投资者的意愿，也有违民众对振兴民族企业的期待。我建议，对那些完全不务正业的上市公司，应该“劝退”，因为它们徒有上市公司的躯壳，而没有做好主营业务之实，有的已经彻底转变成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既然如此，何不让其退市，安心作为机构投资者而存在？是到了促使上市公司“务正业”的时候了。

　　投资者的信心受阻于何处？除了“大小非”解禁、再融资等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有的放矢，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在紧缩政策下，市场对上市公司业绩下滑的担忧导致投资者信心不足。

　　4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第一季度CPI为8%，3月份CPI为8.3%。从表面上来看，3月份的CPI比2月份回落了0.4%，但是，如果考虑到2月份的CPI数据中包含了雪灾因素、春节消费集中等因素，那么，3月份的CPI实际涨幅接近甚至可能高于2月份。通胀压力仍然非常巨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1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防止经济增长转为过热和物价上涨为首要目标的政策基调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在一季度数据刚一公布，央行就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出口在回落。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出口3059亿美元，增长21.4%，回落6.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减少49亿美元。出口回落、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从紧的政策，使得人们对上市公司业绩的预期发生了变化。

　　但是，过度悲观的情绪掩盖了积极的一面。从企业层面来看，目前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情况，普遍好于此前市场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从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0.6%，既高于世行2月4日调整后的9.6%，也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10％。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目前的情况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信心传递给投资者，改变投资者悲观的预期。比如，降低印花税率，尽可能多地把上市公司利润留在资本市场。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597亿元，同比增长387.8%，接近4倍。在股市如此低迷，投资者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印花税的大幅增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应当进行调整，把利润留在股市，这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作为市场中流砥柱的机构，放弃价值投资原则转而短线炒作，是加剧市场波动，导致整个市场信心涣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机构投资者是市场稳定的基石。目前，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已占A股流通市值近50%。但是，从相关数据来看，机构投资者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加大了市场的波动。如高举“投资价值发现者”大旗的某基金，在大盘处于5000点时做多，在跌至3500点时却又做空杀跌，在进入4月份以后更是疯狂短线炒作。

　　机构投资者放弃价值投资理念，与整个A股市场投机氛围较浓的陋习有关，但是，机构投资者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该成为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呵护者。因此，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不应一味把重点放在中小投资者身上，还应对机构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同时，还应对机构投资者的短线炒作行为进行规范，比如，要求机构投资者所购股票必须在持仓一定天数后才能抛售等等，以强化价值投资理念，杜绝机构投资者频繁的短线炒作行为，稳定市场信心。

　　羊群效应所造成的集体迷失是导致投资者信心涣散的重要因素。由于股市严重背离基本面深度下跌，即使坚守价值投资的人，也陷入一种空前的困惑之中，投资者集体迷失，在股市中随波逐流，追涨杀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措施，稳定市场信心。比如，对“大小非”解禁后的抛售行为进行规范，提高透明度；即使不直接叫停再融资，至少也对再融资作出更严格的规范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投资者信心的重塑。

　　由于发行价本身就过高，导致新股在上市流通之前就已经积聚了很多泡沫，到二级市场流通后，投资者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参与交易，经过炒作，很快就达到了百倍以上的市盈率，导致泡沫急剧膨胀。以中国石油为例，它登陆A股时，不仅创下19.23亿元的天量销售纪录，而且每5万元本金获得1095元的高额收益，年化收益率达26.28%。由于一级市场截留了巨额利润，导致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所面对的风险加大。研究表明，高发行市盈率和高首日涨幅对公司股票未来的表现会有负面影响。经过此轮股市深度调整，投资者对此的感触可谓刻骨铭心。

　　高市盈率往往对应着高溢价，这增强了一级市场的吸引力，导致大量资金进入一级市场，从而，引起一级市场资金流动性泛滥的状况，导致二级市场资金捉襟见肘。统计显示，2008年1月份，新股申购类理财产品的发行量有40款，创历史新高，2月份和3月份的数量虽有下降，也分别达到35款和23款。数万亿资金云集一级市场打新，导致打新收益率同比降低。

　　而且，市盈率过高的状况也加大了市场波动风险，导致投机严重。由于目前的新股发行以资金为王，资金雄厚的机构掌握了绝大部分新股筹码，一旦在二级市场流通，很容易操纵股价。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拉高股价，吸引中小投资者接单，然后乘机出货，使得大量中小投资者高位被套牢。去年下半年上市的新股，超过一半数量都是在首日大幅拉高后逐渐下跌的。典型的如中国石油，其48.6元的开盘价仅比最高价48.62元低2分钱，多达100多万投资者被套在高位。

　　因此，我们提到股市泡沫，首先应该是一级市场的泡沫，是新股发行时市盈率过高所滋生的泡沫。但是，许多人一再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的泡沫和风险，却忽略了泡沫的发源地一级市场。正是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的状况，主导并加大了二级市场的泡沫。

　　过高的市盈率所埋下的隐患，终于导致了破发现象的发生。3月26日，中国太保以27.98元收盘，跌破了发行价，成为市场从6124点见顶回调以来的首只破发股。中国太保的发行价对应2007年预测净利润的市盈率高达35.84倍，根据该公司自行对2007年净利润的预估值64.46亿元（中国国内会计准则），以发行后总股本估算的年度每股收益为0.837元，开盘价对应的市盈率为61倍。

　　破发实际上是对紊乱的市场估值体系的重塑。在股市处于调整态势中，市盈率的快速降低是必然的。“破发”引发的新股IPO市盈率向下修正，下压市场的估值水平下行，使得全市场用持续下跌来修正目前的估值水平。但股市的这种自我修正是建立在整体下跌基础之上的，广大投资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避免泡沫累积，同时避免付出更大成本挤压泡沫的捷径是促使新股发行价回归于合理，使新股市盈率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准，改变利润过于被一级市场截留的状况，这不仅有利于消除或减少泡沫形成的土壤，也有利于减小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利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建立。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钼股份发行价破20倍市盈率，具有非常积极的代表意义。当然，我们应该保持这种低市盈率发行新股的状况，而不应该仅仅是昙花一现。

　　创业板推出，将为我国风险投资业带来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

　　风险投资是一种由职业金融家向新创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高科技企业投入权益资本的行为。美国早在1946年，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目前，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有4000多家，投资额达到600多亿美元。风险投资促进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崛起。美国政府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说过：“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风险投资的帮助。”美国硅谷是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风险投资企业大展身手的乐园。风险投资在美国硅谷创造了很多的神话，把一个又一个软件企业从小到大地“孵化”出来，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SUN微系统公司、LOTUS等，都曾从风险投资公司中深深受益。

　　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纳斯达克问世之后。尤其是在克林顿主政时代，在“新经济”政策引导下，纳斯达克市场飙升，纳斯达克指数在六年时间上涨了9倍多。纳斯达克不仅“孵化”出了一部分高科技企业，也成就了许多有远见、有魄力的风险投资商。

　　风险投资与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我国创业板的推出，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中国推出创业板对于风险投资企业的作用，犹如纳斯达克之于美国的风险投资商。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创业板的缺位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少，实际项目投入更少，仅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所需资金的1%，难以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要。而且，我国风险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等（政府和银行资金大约占7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为9%），没有充分挖掘个人、企业、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等具有投资潜力的力量。

　　由于创业板没有建立，主板市场门槛高，风险投资公司所投资项目无法公开上市，产权转换难以进行，风险投资缺乏重要的退出渠道。而这一切，都将因创业板的问世迎刃而解。

　　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是一对“孪生兄弟”，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将为风险投资资本提供灵活而直接的退出通道，将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又将不断孵化科技成果和前景良好的成长型创新企业，为创业板和资本市场培育优秀的上市资源，从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容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这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其一，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我国每年仅专利技术就有7万多项，但专利技术的实施率只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1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可达到60%—80%，创业板的推出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无疑将加快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推动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其二，增加就业。就业问题是近年来困扰我国的一大难题。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证明，受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明显比一般大企业创造的工作机会多，其提供的就业机会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美国财富500家公司在以每年4％的速度减少工作职位。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业还解决了美国当代就业增量的70%之多。

　　其三，推动经济发展。美国风险投资的资本总量，虽然只占整个社会投资总量的1%，但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其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到11%。创业板的推出，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或为我国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理财产品发展迅速。根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国内包括银行、基金、保险、私募基金、信托、社保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量在10万亿元左右。这一规模约占2007年GDP的42%，占国内居民存款的25%左右，是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的30%。投资于理财产品的人数越来越多，但理财产品的监管尚比较薄弱。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理财产品零收益甚至亏损的消息，引发人们对理财产品设计缺陷的种种质疑，给投资者的信心带来了伤害。

　　国外理财产品的发展经历时间较长，其监管制度也逐渐完善，而我国理财产品几乎是爆发式发展起来的，相关标准与监管的滞后性有其现实原因。

　　除此之外，我国与国外理财产品的诞生条件也有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资本市场上主流的投资产品是共同基金。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约有48%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达9600万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作为共同基金替代物的理财产品才大量涌现。而我国缺少一个像共同基金这样的规模庞大的理财产品作为理财产品市场的一个过渡，投资者也无法以此作为熟悉理财产品业务的入门“课程”。而且，美国理财产品尤其金融理财产品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倒逼机制下诞生的，即在银行的传统金融服务遭遇新兴证券经纪商的激烈竞争后，为了夺回被蚕食的市场份额，才不得不开发新的理财产品参与竞争。

　　而我国的理财产品几乎一问世就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这与我国金融服务水平长期保持较低水平，民众被压抑的潜在投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有关。由于缺少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并且缺少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加之民众有关理财产品的知识匮乏，在理财产品的设计者、销售者与普通投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在标准缺位与监管滞后的情况下，银行有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因此，在标准缺位的情况下，我国理财产品存在着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理财产品透明度低，很多产品的基础资产、结构、期限等不明确。有些理财产品的设计对投资者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公。

　　由此，导致了我国理财产品市场的混乱，而在此局面下，投资者常常成为受损的一方，而银行等理财产品的制造者成为受益的一方。最近有媒体报道称，2006年12月28日，一位投资者以10万元购买了某银行期限为1年的一种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与四只H股挂钩。从2006年11月至收益支付日2007年12月28日，H股市场的中资股票价格没有暴涨者已经寥寥无几，然而，该银行出售的理财产品到期日的实际收益率却为零。

　　在投资者看来，既然所挂钩的股票都涨了，理财产品自然也应该给自己带来丰厚回报。但是，该理财产品的设计原理却是这样的：只有当四只股票都涨且涨幅一致时，投资者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所套用的公式是：16％－（最高涨幅－最低涨幅）。由于该理财产品涨幅最高的股票与涨幅最小的股票差距大，导致括号内的值大于16％，投资者因此收益为零。

　　根据四只H股的涨幅可知，收益完全被银行攫取，而出资的投资者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在理财产品的风险分担与收益分享中，投资者与银行之间如何分配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标准予以规范。比如规定，无论哪种理财产品，投资者与银行分享收益的比例不能低于“七三”或“八二”（投资者拿大头），至少也不应少于“五五”。正因为没有这种标准予以规范，银行才敢利用理财产品的设计缺陷，将大部分甚至全部收益据为己有。

　　银行利用自己在理财产品设计中的优势，过分将收益向己方倾斜而将风险向投资者推卸的做法，正在对理财产品的公信力造成威胁。倘若不尽快出现具体标准加以规范，在经过短暂的喧嚣和繁荣之后，我国理财产品可能会走入低迷状态。因此，出台严格的标准对理财产品进行规范已经迫在眉睫。

　　理财产品遭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我国理财产品在诞生时赶上了一个绝佳的时期。从2005年开始，中国股市走出了一波大牛市，也成就了理财产品的辉煌。2007年各大银行在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都剧增。工商银行2006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000多亿元，而2007年这个数字是2500亿元，增加约150%。招商银行在2006年发行理财产品规模只有300多亿元，2007年即将突破1000亿元，增长达230%。

　　牛市为中国理财产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掩盖了相关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财产品的设计缺陷，正是在这种设计缺陷下，银行成了包赚不赔的受益者。有业内人士揭秘，银行理财产品并不是银行一家来操作，它的背后是一些投资信托公司或者是基金公司等理财团队。通过银行这一平台，资本方获得了巨额资金进行资本运作。根据双方的约定，银行只要完成了理财产品销售就可得到不菲的管理费。而根据客户和银行的协议，如果最终收益在基准收益内，银行仅收取固定管理费；如果收益率超过基准，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浮动管理费。收益率越高，提成比例越高，有的银行提成比例高达40%。倘若理财亏损，根据理财产品中的“免责条款”，银行则平安无事，而由客户自认倒霉。

　　另外，我国银行长期依赖存贷利息差生存和发展，理财产品相对是新生事物，有关部门对它的监管及制度本身等存在着一定漏洞，这为银行利用自己在产品设计方面的权力牟利，提供了方便。

　　由此，许多理财产品的市场表现最终取决于这个产品的设计结构和风险收益的平衡取舍，并非完全取决于市场波动。比如，某挂钩港股的理财产品，在挂钩的4只股票中3只上涨幅度达到30%-100%的情况下，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却为零。原因在于，该理财产品在设计时就已经严重向银行倾斜：只有这4只挂钩股票同时上涨，并且涨幅一样时，投资者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投资者如果事先知道真相，他们还会购买这些理财产品吗？并且，如果投资者提前退出，还将缴纳3%的手续费。这等于变相蚕食投资者的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理财产品营销中，一些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被“忽悠”了。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股市进入了调整期，一些理财产品出现亏损，而正是亏损将过去被掩盖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此前，一些银行为了推销理财产品，刻意强调收益率而忽略风险提示，许多理财产品依托的是银行信用，在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之后，银行的信用也难免会受到损害。随着维权意识的提高，相关投资者的积极维权为促进与理财产品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理财产品相关制度的完善，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监督，防止银行及相关强势机构利用理财产品的设计玄机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促进理财产品的健康发展。